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在父亲的庇护下成长”是一个轻松、美好的话题。但是对于出生在1942年的我来说，这个话题却是无比的沉重。我年少时，父亲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受到株连。中年时，正是父亲给我带来了成长的机会，但是我却全然不知。父亲临终时，对于他庇护了我的成长也始终不知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在父亲逝世八周年的日子里，我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我怀念父亲，更想解开自己人生道路曲折之谜。从1959年到1984年，我的成长道路可以用一条U形曲线来表示，左面的直线是下降的，右面的直线是上升的，中间间隔了25年。
　　决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
　　1957年，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父亲因为所谓的“打击工农干部”，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做出书面检查以后，父亲受到的处分是：系主任撤职、行政降两级，论文“水稻插秧机设计研究（一）”第一作者的署名除名, 后续论文“水稻插秧机设计研究（二）”被禁止发表，留所劳动改造等等。据说这些处分在右派分子中算是最轻的。对于这一切，他都默默承受。但是，1959年我和妹妹西群分别考不取大学和高中，还有妈妈因心情郁闷、罹患癌症早逝，才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1963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在此期间，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会议，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见图1。同年，单位宣布他的右派分子“摘帽”。
　　决议还指出：“.....“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63年，新华社从北京给父亲寄来中南海的大照片即图1的原件，父亲高兴地给全家人展示并珍藏。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行动中，这张珍贵的大照片随同父亲美国留学带回来的硕士学位证书、照相机和电唱机等均被抄家人员带走，至今不知所踪。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参与筹建的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简称南机化所）被撤销。全所的“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蔑称。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故名)”迁入苏北淮阴市清江拖拉机厂。文化大革命后期，南机化所得以恢复，可是原址已被占用，只能选择新址，一切从零开始。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包括父亲在内的南机化所全体员工的努力下，中国第一台水稻插秧机终于研制成功并大面积推广。
　　由于对政治的无知，我一直以为自己年少时上不了大学，要责怪父亲；中年时之所以受到领导的提拔和重用，是因为遇到了贵人。以至于在父亲晚年时，我曾对父亲说：“你现在有那么多荣誉，是江苏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又是终身荣誉奖，但是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父亲听了以后一言不发，只是长时间的沉默。
　　临近2021年底，冥冥之中我忽然想起了什么。我急匆匆打开电脑，为的是查看父亲的江苏省劳动模范证书，见图2。
 

　　等我看清证书颁发的时间是1983年1月时，我才开始明白了一切！我一直错怪了父亲，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1983年春天，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以下简称党委）通知我面谈，就任命我担任新一届仪表分厂厂长征求意见。我表示愿意为工厂出力，但是立即报告：“我的父亲是右派。” 谈话很快结束，党委只是让我等待通知。后来，我等到的是党委组织部在仪表分厂职工大会上直接宣布的对我的任命，时间是1983年3月。这个时间，正是在父亲成为省劳模的两个月之后！由于对父亲获奖毫不知情，我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通过政治审查、获得任命，完全是因为遇到了贵人。
　　1983年初冬去春来，我对父亲的获奖不知情，父亲对我获得提拔的时间和过程也不知情。由于成见和隔阂，我在面临个人人生道路出现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根本没想到要和父亲沟通。父亲则出自于不可言说的苦衷，刻意对我长期隐瞒了他的获奖，当然更不会给我细说详情。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永远失去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庆贺“双喜临门”的机会，我的人生道路转折之谜还一直延续到父亲离开以后的第八个年头才得以解开。 由于父亲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正是他的不懈努力和贡献庇护了我的成长，这个不可补救的遗憾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1959年高考，我被录取在江苏省常州工业专科学校机械专业。1962年毕业以后，我在工厂牵头老产品质量攻关、参与新产品研发，业余坚持学英语。1983年获得分厂厂长的任命以后，当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进一步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一是母亲癌症复发，弥留之际我却身在工厂，临终未能见到最后一面，自古忠孝难两全；二是我带队北上，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签订计划外的汽车仪表供货合同，为“军转民”的昌河牌面包车配套。因此，年终时我批准全厂职工每人，也包括我自己，获得了计划外增发的100元年终奖。当时，工厂职工的平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月奖金只有几元。正是改革开放，给大家带来了破天荒的年终“双薪”，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感！
　　1984年春天，党委又通知我谈话。党委问：“你愿不愿意到香港去念书？”，我马上回答: “我要读书！可以不当厂长。” 1984年2月17日，我乘绿皮火车北上，参加了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在国家机械部大院举行的香港中文大学市场系入学考试。考题全部是英文的，回答也需要用英文，虽然有难度，但多数内容都是我学过的。该次考试，在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推荐的考生中录取了两名，一名是济南汽车制造厂的处长，另一名是来自南京汽车制造厂的蒋乃群。3月17日我再次到北京，参加学习并办理护照。4月17日，我第三次赴京，然后乘绿皮火车南下，终点是香港红磡火车站。
　　学习结束以后,我回到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对外经济处副处长，先后参与接待美国汽车专家来华讲学,参加广交会销售跃进牌汽车创汇,赴美国亚特兰大参加汽车零部件展览会,参与依维柯汽车技术引进长驻意大利都灵等，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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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20日，父亲在深圳与世长辞，享年101岁。

　　2015年11月，深圳高新技术交易会即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出了崭新的水稻插秧机，送展单位：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地址：深圳市会展中心，见图3。